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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产论政宽猛

[先秦]:左丘明

郑子产有疾。谓子大叔曰:“我死,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,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,民望而畏之,故鲜死焉。水懦弱,民狎而玩之,则多死焉,故宽难。”疾数月而卒。

大叔为政,不忍猛而宽。郑国多盗,取人于萑苻之泽。大叔悔之,曰:“吾早从夫子,不及此。”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,尽杀之,盗少止。

仲尼曰:“善哉!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;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《诗》曰:‘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;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’施之以宽也。‘毋从诡随,以谨无良;式遏寇虐,惨不畏明。’纠之以猛也。‘柔远能迩,以定我王。’平之以和也。又曰:‘不竞不絿,不刚不柔,布政优优,百禄是遒。’和之至也。”

及子产卒,仲尼闻之,出涕曰:“古之遗爱也。”


“子产论政宽猛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郑国的子产得了病。(他)对子大叔说:“我死(以后),您必定主政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厚(的政策)使民众服从,其次(的政策)没有比刚猛更有效(的了)。比如烈火,民众望见就害怕它,所以很少死(在其中)的。水柔弱,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,就很多死(在其中)的,所以宽厚(的政策)难(以实施)。”(子产)病数月后死去。

大叔执政,不忍心严厉,而施行宽柔政策。郑国(因此)很多盗贼,(他们)从沼泽地招集人手。大叔后悔了,说:“我早听从(子产)夫子的,不会到此地步。”发步兵去攻击沼地的盗贼,将他们全部杀灭,盗贼(才)稍微被遏止。

孔子说:“好啊!政策宽厚民众就怠慢,(民众)怠慢就用刚猛(的政策)来纠正。(政策)刚猛民众就受伤害,(民众受)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(的政策)。用宽大来调和严厉;用严厉来补充宽大,政治因此而调和。《诗经》中说:‘民众也劳累了,差不多可以小小休息啦;赐予城中的民众恩惠,用来安抚四方。’(这是)施与民众以宽厚啊。‘不要放纵奸诈,用来防范邪恶;遏止盗贼肆虐,恶毒是不害怕美好的。’(这是)用刚猛来纠正啊。‘宽柔对待远方的民众能够使大家亲近,(这样)来稳定我们的王朝。’(这是)用和缓(的政策)来使民众平安祥和啊。还有(《诗》)说:‘不争斗不急躁,不刚猛不柔弱,实施政策平和,所有的福祉汇集过来。’(这是)和平的极致啊。”

等到子产逝世,孔子听说了,哭泣道:“(他)是古代圣贤继承人啊。(【子产继承了】古人仁爱的遗风啊)”

注释

选自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。

(服)使…服从。

〔取〕同“聚”。

〔萑苻〕读音huán、fú,芦苇丛生的水泽,代指强盗出没的地方。

〔汔〕读音qì,接近,差不多。

〔从〕通‘纵’。

〔诡随〕放肆谲诈。

〔絿〕读音qiú,急,急躁。

〔遒〕迫近,聚集。

(慢) 对上司无理。

“子产论政宽猛”鉴赏

简析

全文通过子产授政、大叔用宽以及孔子的评价,阐明了为政应当“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”,宽猛相济的观点。这种观点既是郑子产执政二十多年内政外交的经验总结,也是先秦儒家对历史政治统治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提炼。后来,它便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。 文章观点鲜明,层次清楚,结构完整;善于运用通俗浅显的比喻说明深刻的道理;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、言论,刻画人物性格特征,塑造了子产、大叔、孔子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是一篇颇具文学色彩的历史短文。  

解读

子产执政二十年,内政外交都政绩卓著。“宽猛相济”的主张是他首先提出来的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他所说的“猛”,实际是为了预防犯罪,重点还是“宽”,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。其实,事物本来是错综复杂的,宽与猛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互相渗透的,无论立法执法,都应斟酌情理,宽严结合。成都市武侯祠有副对联说:“不审势,即宽严皆误,”是对本文的补充。现代诗人流沙河又改为“不遵宪,即宽严皆误”,更说到点子上了。  

左丘明简介

先秦·左丘明的简介

左丘明

丘明(姓姜,氏丘,名明),华夏人,生于前502年,死于前422年,享年80岁。丘穆公吕印的后代。本名丘明,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,故在姓前添“左”字,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,世称“左丘明”,后为鲁国太史 。左氏世为鲁国太史,至丘明则约与孔子(前551-479)同时,而年辈稍晚。他是当时著名史家、学者与思想家,著有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等。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《春秋左氏传》与《国语》二书。左氏家族世为太史,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“如周,观书于周史”,故熟悉诸国史事,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。

...〔► 左丘明的诗(31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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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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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义,得其道。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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